揭开革命历史中的朱开铨到庆阳的故事

核心提示: 朱开铨,江西瑞金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培养成长起来的农民出身的高级干部,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被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称赞为“赤心耿耿、壮心不已的老战士”。

朱开铨,江西瑞金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培养成长起来的农民出身的高级干部,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被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称赞为“赤心耿耿、壮心不已的老战士”。

就是这位“一身肝胆德高望重,百年奋斗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六十六年毕生精力的革命战士,曾经三次赴庆阳(即现在的庆阳市,下同)工作,先后担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陇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等职务。他在庆阳工作期间,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平易近人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为庆阳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支前拥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庆阳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朱开铨回忆录《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记载,他第一次赴庆阳工作,是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常务委员、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这一时期。

红军西征胜利以后,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又创造出纵横二三百余公里的新苏区,从而形成了完整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了对这一根据地进行有效的领导和管理,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成立陕甘宁省和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因朱开铨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于1935年11月至1936年5月担任过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土地裁判部部长,中共陕甘省委执行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等职务,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且具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所以中央决定朱开铨继续担任新成立的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兼土地、裁判部部长。

陕甘宁省和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初期,机关驻地陕北吴旗县的刘家渠子,后迁到甘肃环县的河连湾、华池的元城子、环县的曲子镇等地。在这一时期,朱开铨充分履行职责,与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人员一起,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并积极组织运输队、担架队,赶做军鞋军服,征收粮食,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在这一区域的各项军需供给,为迎接全国的主力红军会合于西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由此可知,朱开铨第一次到庆阳工作,是随陕甘宁省委机关的搬迁转移而来到的,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他在这一工作期间,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便是想方设法为部队筹集粮食和解决加工难的问题。当时,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工作是支前,在西征区域内的所有军需主要靠地方来解决,每天需要几万斤粮食,从征粮、运输到加工,可谓困难重重、责任重大。由于庆阳当时还没有征收救国公粮,所以粮食的来源主要从土豪地主那里没收和从富农处征收。相比而言,庆阳当时还比较富裕,一些大地主家都攒有大量粮食。可在红军到来之前,他们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多半都藏在地窖里,而且隐蔽伪装的很好,不容易被发现,人却跑了。

为了筹到足够吃的粮食,朱开铨和李富春等陕甘宁省委领导经常带着工作人员深入一线,发动群众找地主的粮食窖,通过仔细勘察查找,在庆阳相继找到许多地主的粮食窖。往往一个粮食窖打开,少则几千斤,多则几万斤粮,有时甚至更多。

粮食筹集到了,可加工又成了问题。大家都知道,当时庆阳的老百姓一般都用石磨、石碾子加工粮食,一次也加工不了多少,都是吃多少加工多少,不存加工过的粮食。可总不能把没有加工的粮食送给红军吃吧,怎么办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开铨根据自己的农村工作经验,还是要依靠群众。于是在他的提议下,陕甘宁省政府决定,广泛发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加工军粮的行列中来。根据各户的加工能力,分发粮食让其进行加工,然后将加工好的粮食收装起来统一送往部队。同时给加工户留一定比例的粮食做加工费。这样就解决了军粮的加工问题,既照顾到了群众的利益,又保证了部队的需要,实现了双赢。

这份成绩的取得,主要是他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充分的认识到:不论面对的困难有多大、任务有多艰巨,只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始终为民着想,所有的困难都能得到解决,所干的工作都能得到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朱开铨第二次赴庆阳工作,是担任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兼任陇东分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副专员这一时期。

1937年4月下旬,朱开铨作为陕甘宁省的代表,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离开了庆阳。随后相继担任中共三边特委委员、省苏维埃政府驻三边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边区政府民政厅第二科科长、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边区农业学校校长。这样一直到1939年的秋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又派朱开铨回庆阳征收公粮,于是就有了朱开铨第二次赴庆阳工作的经历。

其实朱开铨当时回庆阳征收公粮,任务完成后要回延安的。可征收公粮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工作,要一个县一个县的核对征收的数字、并组织调运,这样以来一征就是两个多月。直到1940年1月,朱开铨收到了边区政府的电报,要求他暂缓回延安。于是他便在庆阳过完春节后接到命令,安排他担任新成立的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并兼任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这样朱开铨就有了第二次在庆阳工作的经历。

上世纪三十年代,庆阳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沃野千里,地势平坦,盛产小麦,群众称之为“八百里秦川,顶不上董志原原边”,是个屯粮养兵的好地方。加之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西大门,毛泽东主席将红军改编后的六个旅之一的三八五旅都留守在庆阳,可见当时庆阳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与陇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后,办公地点设在庆阳城,二者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朱开铨上任后,根据庆阳县地处国共两党相间的实际情况,从健全工作机构、理顺工作程序入手,配齐了县政府工作人员,建立了区乡政权组织,迅速开展起边区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在搞好地方工作的同时,积极帮助解决驻军三八五旅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实现军民共处探索了有益经验。

这期间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那便是朱开铨帮助三八五旅战士解决吃不饱饭的问题。原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对部队和机关的粮食供应,都制定了标准,但这个标准是以陕北的特产小米为基础制定的。陇东产小麦不产小米,所以部队的粮食供应主要是面粉。可面粉是细粮,一名战士一个月吃四十五斤小米可以吃饱,但吃面粉就不够了。朱开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进行了仔细的核算,看到底供应多少面粉可以让战士吃饱,通过实际测算,他确定了一个合理的比例数:1︰1.4,即一斗(100斤)小米折算成一斗四升小麦。可怎么执行呢?标准是上级定的,下级政府是无权更改的,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部队的同志还要继续饿肚子。朱开铨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既然标准是人制定的,那么完全可以视情况的不同而改变。朱开铨打定主意后决定对此问题予以解决。他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上报边区政府,在等待答复的期间,就果断决定按一斗小米折算成一斗四升小麦的标准来解决这个困扰部队的实际难题,同时征粮也按这个新标准执行,这样部队和地方的同志都很高兴,并沿袭了下来。这个困难的成功解决,主要得益于朱开铨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能从实际出发的结果。工作中他从不教条的去执行某项政策,如果政策合理,符合实际,他就积极推行贯彻。如果与实际情况不符,他就及时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上报组织研究决定后付诸实施,取得了工作的主动性。

1940年8月,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合并于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朱开铨没有继续担任职务。当时边区政府电报通知,留朱开铨以边区代表身份驻陇东地区征粮。这样,朱开铨一直到1941年2月,完成征粮任务后离开庆阳,回到延安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先后任第十一、第六支部组长,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还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共七大。

朱开铨第三次赴庆阳工作,是担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这一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朱开铨便接到边区政府命令,让他重新回庆阳工作,担任陇东专署的副专员,这样便促成了他第三次赴庆阳工作的经历。1946年2月,原专员马锡武同志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任高等法院院长后,朱开铨被任命为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专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

朱开铨第三次到庆阳工作,正好处于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开始的这一时期,工作环境复杂多变,革命斗争异常尖锐,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开铨,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与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工作人员一道,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公正执法,服务为民,将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多次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充分肯定。特别是配合中央在庆阳解放区进行的土改试点工作,作用明显,成效显著。不但完成了试点任务,而且培养了大批土改干部,其经验在全边区得到了推广。

当然,这期间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便是解决行政公署经费困难的问题。当时的专署机关,工作经费十分紧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专署机关的国民部在庆阳开设了百货商店、饭馆和旅社,用那微薄的收入,勉强支撑专署机关的运行。当时,从西安来了一位大商人,此人是一个花花公子,原定到三边去作买卖的,可是到了庆阳就不走了,他把所有的货物都托到专署的百货商店予以代销,并定了价,随后此人便到西峰镇游玩逛去了。接到这些货后,由于前一段时间物价降的比较快,商店的经理就请示朱开铨,说是要把这些货物赶快卖掉。朱开铨分析后认为,物价的下降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肯定还会涨起来的,而专署的经费当时又不多,工作人员已经几年都没有领津贴了。于是朱开铨决定过一段时间再卖这批货物。随后不久,物价果然开始回升,等升到一定程度,他们就将那批货物卖掉,一下赚了近万元,比那个商人赚到的还多,专署就是靠这笔钱,维持了将近两年。可见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不但是革命斗争的要求,也是搞好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朱开铨当时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内战爆发以后,胡宗南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根据战时需要,朱开铨于1947年5月调离庆阳,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自此,他在庆阳工作的三次经历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总观朱开铨在庆阳的三次工作经历,在时间上虽然断断续续,时长时短,在工作岗位上虽然经常变动,时这时那,可他不论干什么工作,身处何种环境,都能淡然处之,认真面对,始终用一名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忘我工作,不怕牺牲,客服了一个个困难,取得了一次次成绩,用平凡抒写了伟大,用本色印证了信仰,其功留存史册,其绩永值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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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治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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